高明勇对话杨潇（下）：人生的意义在于寻找“确认感” 丨政邦茶座
本期的政邦茶座，我邀请到一位老朋友，也是以前的媒体同行，他叫杨潇。
一年前就想邀请他，因为疫情，也因为其他因素，阴差阳错，拖到现在，不管如何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当时邀请的直接原因，是他出了一本书，反响挺大，叫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。这本书，是杨潇重走了1938年西南联大西迁路，他以徒步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过西南腹地，然后将这次旅行的记录写成了书。
我在读这本“重走”时，记了一些笔记，更列出了不少问题，我比较好奇，他为什么凭一己之力“重走”，前后对比，他是如何“重新”认识西南联大当年的“西迁路”？在“史和远方”的路上，他都有哪些奇思妙想？
高明勇：咱俩年龄差不多，我比你年长几岁。我也经常有“时不我待”的感受，28岁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谈我自己对“三十而立”的理解；38岁时也写了一篇文章，谈我对“四十不惑”的理解，就是提前两年去感受自己生命的重要时刻，等你到那个年龄的时候，再回头看当时的思考和写的文章，实际上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做比较的意思。
38岁的时候，我重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书，有一个特别大的触动，一下子就“醍醐灌顶”，他说他的一生为两个问题所困惑，一个是中国问题，一个是人生问题。中国问题，就是中国向何处去；人生问题，就是人为什么活着。年轻时也读过他的书，但到这个年龄再读，感受真不一样。我就在想，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评论，一直写到现在，这二十年其实就在做一件事，就是围绕“中国问题”。当时我在想，“四十不惑”为什么“不惑”？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“人生问题”，所以我说从四十岁以后，“中国问题”肯定还会持续关注，作为一个学者、知识分子咱们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追求，但另一方面，“人生问题”也要开始去探讨。所以我看到你写的那一段对人生选择的文字很有感触，说白了人生是很短暂、很有限的，我们下一步怎么走，你的这一段徒步经历，也许有的人会很羡慕，但也许有很多人不理解，但是对你个人来说，这段经历或许会对你的人生选择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这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杨潇：其实你这些话也启发到我了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确信感就是人还是需要创造的，人是创造的动物，或者说人是文化的动物，那你人不在了之后真正留下什么东西，那可能就是你的创造吧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创造，哪怕创造孩子也是一个创造，可是创造一本书或者一个机构都是一生，以前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，而且创造对此刻或者此生来说，是保持活力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大理这个地方我在写书之前几乎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发现人不创造是不行的，像我们这样的都很难接受不创造的状态。
高明勇：你引用约翰斯坦贝克在《横越美国》的话，我也很有共鸣。今天，也许自媒体更为繁华，但确实很多人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，很多人的印象都是“记忆”中的，“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、偏斜不正的储藏所。”作为媒体从业者，有没思考过问题所在？有没好的建议？
杨潇：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它会零星的冲到你面前，而且以前做媒体的时候，也负责过新媒体，所以时不时也会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都离我越来越远，就是我有意做一个退守的状态，尤其是我离开最后一个媒体工作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好开心，尤其是碰到什么大事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用对这个东西做出什么回应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，我就把自己越推越远了，就是这样一个退守的状态，我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开心的，这样我会有一个更长的时间段让我去写作、去生活、去找一个更长的时间刻度，我就不用再去追这些东西了。
高明勇：“重走”中，有没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或细节？有没有让你一瞬间想要放弃的时刻？一个人行走在乡间道路上时，有没有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杨潇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会有一个模糊的怀疑，因为我是要写书的，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条路走得有意思，足够给我准备写的书提供有意思的材料，这个担心一直是有的。但好在是“双线写作”，一条线是现实，现实中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人、有意思的事儿都是不可预期的，还有历史这条线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焦虑，如果是为了写作而旅行，只写自己，没有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可能这一天就浪费掉了，我因为有双线叙事，在这方面还好。当然也不是没有想放弃的时刻，但确实中间刚到湘西没多久，就有了甲沟炎，当时有点疼，后来很快就好了，当时担心说走不了路了，这个是有的。过程中有挺多细节和画面，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湘西碰到一个老人家，他给我看他们的家谱，他自己也作诗，后来他给我念了一首他的诗，当时我还是在那个媒体状态里面，就感觉和媒体衰败的景象颇有共振之处，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感慨的。
高明勇：这些年，一些大学、社会机构也在“重走联大路”，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杨潇：他们好像都不太一样，我走之前就有好多在“重走”，但他们不是那种真正的“重走”，他们是到一个地方跑一小段路或者一个马拉松，或者是到一个地方做一个活动、走一小段，象征性的那种。
我就觉得其他每个都不一样，就是各行其是吧，对他们我没什么看法和意见。还有小孩儿游学的也在走，我就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这个路其实挺难走的，当然和长征那是没法比。
高明勇：同样这些年，“行纪体”似乎热了起来，你认为什么原因？
杨潇：国内因为疫情的原因，“禁足”期间大家只能国内旅行，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旅行方面的书这几年比较火。
高明勇：我也关注一些行纪，比如汤因比的，罗素的，鸟居龙藏的，你理想的“行纪”是什么样？
杨潇：我自己理想中的“行纪”还是那种多叙事，能够提供很多信息增量的那种，比如我最近马上读完的《到马丘比丘右转》，就是一个几乎不在外露营搭帐篷的人，在2009年，就是发现马丘比丘一百周年的时候，他重走了当年宾厄姆的发现路，就是一个双线叙事，大的背景就是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赞助和激励下，我觉得他的跳入跳出，我看完之后收获挺大的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给你记下一些异乡的传奇，给出一个纵深背景的同时，有历史、有现实这种穿插，交错叙事，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这一类的。
高明勇：我个人也比较关注这个系列，当时的传教士等在中国行走的所见所闻，当时他们的经历让我看完很有启发。
杨潇：这些我基本当时都是当资料去读，就像你记下的一个化石、琥珀，这样一种凝固的状态，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，但是纯粹当一个好的游记来说，我还是觉得如果能有现实和历史的交错这样会更有意思。
高明勇：“接受偶然性，然后去做事，用行动来包抄自己，创造自己，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。”这算是你“重走”后的最大收获吗？
杨潇：也可以说这句话是我最大的收获，因为刚才我们还聊到，我觉得创造这个事情是挺重要的，那怎么去创造，就是可能你空想是没有答案的，在做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答案，其实就是这句话我想表达的意思。
高明勇：你说你开始“重新理解”很多事情，比如，对于“西南联大”的价值贡献与历史坐标，“重新理解”后的认知是什么？
杨潇：这个我可能不太敢谈，因为我只是研究了旅行团，研究了西南联大成立前的这么一段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八年的过程，这个我没有足够的专业和研究来谈“理解”，更别说“重新理解”了。如果说“重新理解”，确实是有理解一些其他东西，比如对“家国”的理解，我在书里好多地方也写到了，就是以前我们做这种媒体记者、编辑都会对这个东西很警惕的，就是会有强制之嫌，或者是有被利用之嫌，但是其实是你在一个特别闲暇，或者是你对他进行一个转化，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，一个很壮阔的东西，他确实是和人的某种本性的东西是契合的，我觉得这个我个人体悟挺深刻的。就是之前的判断还是成立的，警惕把它变成一个强制的东西，关注他本身壮阔、壮烈的东西，关注他本身情感性的、没有那么理性的特质，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。
高明勇：我们就只围绕你“重走”的这段路，你觉得你“重走”前后，对它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？
杨潇：“重走”之前就觉得很亲切，就像他们当时在长沙的状态，你就会觉得和现在的年轻人很像，就是各种彷徨、失落，就感觉没有那么远。“重走”之后就会觉得，比如说在贵州的山里，一个无尽的转弯，一眼看不到头的时候，你也能理解他们当时那种状态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近吧，不能说“重新理解”。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投入到那个情景里面去，总在想办法离他们更近一些。
高明勇：这本书最后收尾时，感觉写法上有种经历漫长旅途的放松，然后刹那间又转入更深的思考，感觉你冥冥之中仿佛在与历史对话。
杨潇：反正就是觉得要有一个交代，前面的大部分（95%）都在表达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写一个很真实存在的、很细节的、很个人化的状态，最后就还是要交代一下他们最后怎么样，尤其是学文科的那一拨学生，整体就相当于是舍掉了，尤其读莎士比亚晚年写的信的时候，就会说人生实在不是一个糟糕的剧目，设计这种剧目应该打屁股，不知不觉我们居然到了60岁，这个年龄以前想的时候是觉得很可怕的，就是觉得有责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，不管好的、坏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杨振宁，有很多默默无名的人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样本，各种各样的人生态度。
高明勇：书中，21岁的吴大昌在书店看《冯友兰论人生》中的“论悲观”，说“人生就是，活着就是活着……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，你就好好过生活，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，就没有问题。”你把这段文字作为“重走”的结束语，也对自己说的吗？
杨潇：吴大昌是其中之一，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人，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， 但不代表我完全认同，于是我觉得那我就拿他做我的结束语。但他只是样本之一，因为还有自杀的、郁郁不得志等各种样本，我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样本来保持文本的开放性。希望读者可以当做一个镜子一样来对照，给读者一个参考文本，找到能和自己心灵发生契合的那一部分吧。
高明勇：我当时看到你结尾这段话，给我的印象是你也是对自己说的。你开始提到“存在主义危机”，结尾有一个“论人生”的呼应。
杨潇：其实没有对自己说。呼应其实是我自己的解答，就是接受偶然性的那一段，这个其实就是结尾，甚至我自己也没完全认同这个说法，我就是觉得故事很动人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样本之一，是很重要的一类的回答，我挺愿意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的。
高明勇：我看书的封面说“一部非典型的公路旅行文学”，是你的本意吗？从文体上看，你认为这部书的文体是什么，文学作品？
杨潇：那句话是我和编辑商量的，我和编辑以及单独的主编有一个三人小群，包括这个书的书名都是我们三个人碰出来的，就不能说是自己一个人的作品，就是大家你发一版我来修改，然后最终成稿。这个文体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就是比较综合、比较杂糅的一个文体，有旅行文学的东西，也有户外的东西在里面，又有很严肃的历史的梳理在里面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
— THE END —